刘铁榜向窗外指了指位于康宁医院对面的小区

2017-03-12 08:28

“12岁时她在作文里写,我爸爸有两个孩子,一个是我,一个是他的医院。”而当有同学问女儿说,“你爸爸真的是精神病院院长吗?”女儿总是能幽默而自豪地回答,“是啊,你不要去我爸爸的医院哦。”

第一件是与院领导竞争正高。“别人都是老深圳人,是领导。而我刚来,没有关系,没有背景,我就是个陪玩的心理。”可结果出来院长没上刘铁榜上了,“我一下就服了这个地方,它公平!”

“杨教授是中国第一个敢于在国际上承认中国有很多人因政治原因‘被精神病’的学者;也是首个提出毛泽东精神不能用来治疗精神病的医生,因为这些,导师被两次开除党籍,又三次入党。”说起自己的导师,刘铁榜一脸敬佩和自豪。

尽管如此,刘铁榜笑称,当时谈恋爱还是不敢跟女朋友说自己是精神病医生,只说自己是搞心理研究的。“社会上仍然有很多人认为精神病医生天天跟精神病患者打交道,心理也会不正常。”

当年医疗水平有限,很少有仪器检查,“这一科的医生像是在跟疾病捉迷藏的侦探,要从患者的诉说、自己的观察中找出‘罪魁祸首’,对症下药。”此时的刘铁榜立志要当一名神经内科大夫。

他也一直致力于扭转社会对精神病人的刻板印象,“精神病患者中,只有2%的人是有攻击性的,但是经过药物治疗,这2%的攻击概率也很小。社会中的有5%精神正常的人同样具有攻击性。”

深圳新闻网9月5日讯 (记者 王海婷 实习生 余敏 摄影 陈飞)在翠竹路上,远远地看见深圳康宁医院上个月才落成的12层新大楼,明亮的色彩让你很难将它和精神病院联系起来。走进去却还是有些紧张,电梯里时刻满员的警示灯似乎昭示着这座医院的忙碌,顿时有一种“危机四伏”的感觉。你我想象中的精神病人,可不是多么有趣和善,偶尔看见初次来就诊的披头散发的病人,这种恐惧有增无减。可是当我见到刘铁榜,他对你恬淡一笑,轻声地打着招呼,用力地一握手,那些不适感突然全部消散,这个人有一种安抚人心的强大力量。

刘铁榜说,中国目前从事精神病治疗的医生有2万人。护士有8、9万人,这些人值得社会对他们肃然起敬。

当16岁的刘铁榜第一次走进湖北医学院(如今的武汉大学医学部),如同一条干渴的鱼突然游到了大海,图书馆里数不尽的书本让他激动得无所适从,他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以至于“连课都没时间去上”,但有一门课是雷打不动的——神经内科。

深圳精神病院的特点是床位少、病人多、周转快。“人均工作量很大,通常一个医生一天需要诊断40多位病人。有时候没时间写病历,只能带回家加班。”谈到这里,刘铁榜向窗外指了指位于康宁医院对面的小区,“我的家就在医院附近,走路也就5分钟。这样比较方便来医院。”

到了毕业分配的时候,刘铁榜因为参加全国考试获得第十三名的好成绩得以留校,这已是当时最好的分配,但留校后的被安排在精神科。“30多年前,很多人对精神病都不了解,社会上对精神病医生也很歧视,而且医学院图书馆有关精神病方面的书只有四本。我的心都碎了。”

在康宁医院,每个医生、护士都互为心里督导师,“在发现有医生心情低落或者情绪奇怪的时候,督导师有责任前去关怀、倾听,进行沟通式的心理治疗,将同事引导出来,也确保不让这种负面情绪影响到病人。”

“越是如此,我越觉得坚持从事精神病研究人很了不起,虽然他们受到了很多不公正的待遇和来自社会异样眼光的压力,但是他们仍然坚守在病人身边,守住这个社会精神问题的最后一道防线。”

刘铁榜承认,精神病医生也是人,不是机器,治病如同在帮助别人清理心理垃圾,治疗者心里难免受到影响。

1995年,32岁的刘铁榜已经出版了自己对于精神病研究的专著,是硕士研究生导师、科室副主任,还是“跨世纪学科”代表人。作为国内精神病研究专家,他向院长提出了“投资20万建设科室实验室”的要求,却因“精神病科挣钱少”被拒绝。个人目标与医院目标不一致,他有了离开的想法。

来到深圳,刚刚起步的康宁医院还是让刘铁榜有些失望。但是随后发生的两件事折射出来的深圳精神让他彻底被这座城市折服。

掐指一算,刘铁榜来深已经14年,他所供职的康宁医院一直以深圳人精神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姿态存在运转。从最初的100张病床的简陋小房子,到今天500张病床的崭新大楼,深圳康宁发展壮大的道路走得并不轻松,一如“精神病”一词在中国的“暧昧”处境,艰难承重却总被刻意忽略;一如刘铁榜的精神病研究之路,30年的坚守背后也曾有顽强的抗争。可最终,他与这个独特的研究领域谈起了深刻的“恋爱”。

2001年,康宁医院公开竞选副院长,刘铁榜被一帮兄弟怂恿到台上去讲了自己的施政思路,结果又一次,无任何关系背景的他当选了。这样公平的环境让他觉得在深圳每个人的机会是平等的,而自己是被需要的。“这种感觉真的很好。”

刘铁榜透露,康宁医院的一次调查显示,深圳有1/4的人总想得第一,只有5%的人没有想过的第一。“深圳是一座年轻的城市,更是年轻人的城市。年轻人充满活力,争强好胜。”

第一次接触精神病人,刘铁榜受了不小的刺激。“当时我正陪一位病人看电视,突然对方就跪倒在我面前,抱着我的腿大喊‘医生救救我!’。他眼中满是惊恐和无助。”而这也是当时整个精神病科的状态。刘铁榜说,当时国内治疗精神病的药物还很少,而且副作用很大,很多病人在服药之后都变得呆滞,医院给人的印象也是潮湿阴暗,到处都是铁门、铁窗。“当时有个护士写日记说‘听到背后的铁门哐当一声关上,感觉自己的人生也被关在这暗无天日的地方了’。这也是所有人最初的感受。”

刘铁榜幽幽地说,在深圳康宁的14年中,自己被病人打过、也曾被病人将一碗饭从头倒下,甚至被病人爱过。然而,正是在与病人的相处中,他学会了什么叫做“共情”,学会站在他人的立场考虑问题,学会如何经营好一个家庭。

如此多的精神压力之下,深圳却只有一座康宁医院,500个病床,每万人口仅有0.5张病床,不仅低于美国每万人有5个精神科医生的水平,也低于全国每万人口1.46张病床的水平。

1996年,深圳康宁医院向刘铁榜伸出了橄榄枝。康宁医院虽只是个有100张病床的小医院,却是一家专业的精神病医院,“它只有一个孩子,会全力发展精神病研究这个学科。”带着个人的理想,刘铁榜南下了。

在刘铁榜看来,精神病患者更容易受到伤害,也需要更多理解和包容,“他们也会有思想,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只是犯病的时候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做出正常人无法理解和接受的事情。”

社会竞争如此激烈,而年轻人生活阅历不够,控制力不强,处理矛盾的能力有限,很容易产生焦躁心理。

30年的精神病治疗经验,让刘铁榜学会了换位思考,从第一段各自忙碌无暇顾及家庭的失败婚姻中走出来之后,刘铁榜非常注重家庭成员的感受,也非常珍惜一家人共聚的时光。在他的感染下,女儿对他的职业也从开始的困惑到理解。

权威数据显示,深圳是安眠药处方量最大的城市,3个深圳人中就有一个睡不好、睡不着;深圳是抗抑郁剂销售量最大的城市,每10名18岁以上的成年人中,就有1人有焦虑障碍;深圳是自杀率最高的城市,年均有2000人自杀,比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还高;而深圳市5个人中就有一个精神病人。

此外,刘铁榜认为,深圳人心理支撑系统非常薄弱。在深圳务工的青年大多远离父母亲人,遇到困难时家人鞭长莫及;离家在外的年轻人习惯于报喜不报忧,有什么事都自己默默承担。“有烦恼了无处诉说,而公共空间的诉说我们被认定为无效诉说。心灵的寄托无处安放的时候,人就容易崩溃。”

看着医院每天超负荷运转,刘铁榜现在最渴望看到能有更多的政府和社会力量参与到精神病人的治疗和救助中来。

刘铁榜希望社会能给予精神病人、精神病医生更多的理解和包容。“不要歧视精神病人,也不要戴有色眼镜去看待精神病医生,都不容易。”

这种精神的感染力如同一个磁场,在杨德胜教授的带领下,刘铁榜逐渐爱上了这门学科,也发现了它的独特魅力,“x光照不出、验血验不出、称重更称不出,精神病治疗注重论据,注重关联性。”

后来刘铁榜当上了科室主任,每一年把新职工引入科室的时候还是会碰到大哭的小姑娘小伙子。

这一年,刘铁榜16岁, “家庭成分”不好的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了高考。因为父亲说无论什么社会都需要医生,医生不会沦为无用之人。刘铁榜报了医学院。考完后,他如常扛起锄头下田务农,直到录取通知书到来的前一秒,他仍觉得读书的大门会因父亲的“成分”问题被关闭。可是“邓小平真厉害,他不计较出身!”刘铁榜被录取了。

“精神病医生的倾听有时会让一个渴望诉说的病人爱上你,这是在特殊氛围下产生的病态的情感,我们要将病人的感情转移,同时站在对方的立场去考虑问题,达到共情的效果。你不能强迫他们,因为在他们那样的精神世界里,这些都是正常的,也是需要被理解的。一切需要慢慢来。”

两年之后,刘铁榜本想通过考研脱离精神科,可是天意弄人,最后他却考入了湖南医学院,依旧是精神科。

1986年,刘铁榜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湖南医学院。成为当时精神名医杨德胜的研究生,而正是这一位有名又有担当的导师,引他心甘情愿走上了精神病研究之路。